中國工程院院士、同濟大學教授蔣昌俊日前在2022成都全球創新創業交易會——區塊鏈技術創新發展論壇（以下簡稱“論壇”）上作了題為“數字經濟發展的挑戰與思考”的線上主旨報告，總結分析了數字經濟“四化”的框架，指出數字經濟發展中遇到的瓶頸問題，建議應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大力推動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推動數字產業發展壯大。

來源：中國工程院院士館

經濟社會發展經歷了從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到數字經濟過渡和轉變的過程。

農業經濟的生產要素由直接生產要素和間接生產要素構成，其中，直接生產要素包括資金、科技、教育、管理、信息等，間接生產要素包括自然資源、勞動力、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等。生產力、政治、科技、農業交流程度等因素是促進農業發展的主要因素。

工業經濟的發展經歷了三次革命。第一次工業革命始于18世紀60年代到19世紀中期，開創了以機器代替手工勞動的時代，特別是蒸汽機、紡織機、鐵路等新技術促使生產力大幅增長。生產力的提升引發了生產關系的變革，以工廠作為紐帶場景，生產資料不斷通過鐵路等新的運輸方式流轉，促使社會分配制度進一步資本化和市場化。第二次工業革命始于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初，興起了一場以電機、內燃機的發明和應用為核心的新工業革命。期間，生產力的巨大提升超過了生產關系的改變速度，以至于產生了供給過剩的情況。20世紀40年代開始，原子能、電子計算機、空間技術和生物工程等高新技術產業的高速發展標志著人類進入了第三次工業革命，其中，電子計算機是現代信息技術的核心。

1996年，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在撰寫的《數字經濟：智力互聯時代的希望與風險》中首次提出了數字經濟的概念。隨后，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撰寫的《信息時代三部曲：經濟、社會與文化》、尼古拉斯·尼葛洛龐（Nicholas Negroponte）撰寫的《數字化生存》等著作的出版和暢銷，將數字經濟的理念推廣開來。1998年，美國商務部發布了《新興的數字經濟》報告，正式提出了數字經濟的定義。2016年，G20杭州峰會通過了《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首次將“數字經濟”列為G20創新增長的一項重要議題。為加快數字經濟發展，2017年3月，我國首次將數字經濟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中。2021年3月，“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發布，預計到2025年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將達到10%，并將數字經濟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

數字經濟是以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數字技術為核心驅動力，并以現代信息網絡為重要載體，通過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不斷提高經濟社會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構經濟發展與治理模式的新型經濟形態。從數字經濟發展歷程來看，早期數字經濟注重生產力的提升，重點在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兩方面，之后將生產關系融入其中，形成了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數字化治理“三化時代”。如今，隨著數據生產要素重要性的顯現，數據價值化也成為“四化”框架的重要部分，形成生產力提升、生產要素創新、生產關系變革這樣一個完整體系。

數字經濟體系框架由“兩化”到“三化”再到“四化”，是對數字經濟的認識由關注生產力，到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并重，再到突出數據要素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數字經濟“兩化”框架主要包括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其中，數字產業化是通過數字技術帶來的產品和服務，例如電子信息制造業、信息通信業、軟件服務業、互聯網業等，而產業數字化是指原產業利用數字技術后，帶來了產出的增長和效率的提升。數字經濟“三化”框架在“兩化”的基礎上，新增了數字化治理要素，以更好地發揮數字技術對社會治理的支撐作用。數字經濟“四化”框架由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化治理和數據價值化四個要素構成，進一步凸顯了數據要素的價值。

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呈現出四方面的趨勢。

隨著信息化進程的推進，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對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戰略提出更大挑戰。

正如動力裝備之于工業經濟的重要性，芯片、軟件、系統等是數字經濟最基礎的組件，當前我國數字經濟“卡脖子”問題仍然較為突出，仍然依賴國外集成電路、操作系統和基礎軟件等。

在芯片制造環節，目前世界最先進的制程技術被跨國公司掌握，而中國大陸芯片制程工藝還停留在22nm和16nm上。制程工藝的滯后是造成中國大陸芯片產業落后于發達國家、地區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臺積電正在研發2nm工藝，預計2024年可商用。目前，全世界只有荷蘭、日本等少數國家可以生產7nm制程最核心的制造設備，而我國在這方面需盡快突破。

我國集成電路產業正處于高速、蓬勃發展時期，但在許多關鍵領域存在短板，導致中國制造“全而不強”。在供應鏈方面，高端半導體材料面臨供應鏈卡殼斷鏈的風險，比如高端硅晶片、高端光刻膠、拋光液以及靶材等。在核心技術方面，從芯片設計到芯片制造環節等關鍵核心技術，比如EDA軟件、光刻機等，仍受制于人。造成我國集成電路卡脖子的原因主要有四個方面：

操作系統是計算機的靈魂所在，也是數字經濟的基礎。而我國操作系統市場基本已被windows、蘋果所占領，國產化占比較低。近年來，我國涌現出一批國產化的操作系統，比如統信UOS、麒麟、Deepin等，但依舊鮮為大眾所知。此前這些操作系統雖然能滿足日常上網辦公的需求，但對常用或專業軟件支持度不足，其大多限于黨政機關使用，導致市場開拓能力有限。同時，操作系統出現漏洞或出問題，將直接影響到計算機的信息安全。除了生態性問題，國產操作系統還面臨技術來源的挑戰。我國國產操作系統全部采用了開源技術路線，國產操作系統的內核、基礎函數庫、網絡協議、圖形庫、瀏覽器引擎等底層開源代碼，都是直接拿來使用，沒有做單獨開發。這些底層開源代碼受各種開源協議的限制，并受所在國法律的約束。閉源后的國產操作系統將面臨三方面問題：

全球數字化進程進一步加快，人工智能已成為數字經濟升級的重要推動力，而由此帶來的數據安全、芯片自研能力不足、應用低端化、人才不足等問題也不容小覷。

目前，世界主要國家對數字經濟高度重視，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戰略舉措。美國把握制造業高附加值環節，全面提升國家創新力。歐盟致力于建立數字單一市場，制定探索數據的法律規制。英國升級數字經濟戰略來打造數字強國，推動數字經濟創新。德國制定綜合戰略重點加強技術創新，發展高端制造，培養數字人才。日本旨在彌補數字鴻溝，推動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我國重點聚焦于提高數字化技術在經濟社會的滲透度。

我國要想在數字經濟上取得新成效，應跨越式發展數字經濟基礎，打造“三位一體”的數字經濟新優勢，著力解決數字經濟安全問題。

• 在打造“三位一體”的數字經濟新優勢時，需提高關鍵數字領域創新能力，加快推動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和數字政府建設。在面對數字經濟安全問題時，應加強對個人數據產權的保護，防止數據竊取、濫用導致的意外風險，并加強對國家各項重要數據的對外監督，確保數據資源使用的合理性。
• 在跨越式發展數字經濟基礎方面，一是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繼續加大5G網絡和千兆光纖網絡建設力度，建設品質優良、集約高效、安全可靠的精品5G網絡。重點突破關鍵基礎軟件、大型工業軟件，培育開源軟件生態，推動軟件產業做大做強。建設高速泛在、天地一體、云網融合、智能敏捷、綠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綜合性數字信息基礎設施。加快構建算力、算法、數據、應用資源協同的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體系。穩步構建智能高效的融合基礎設施，高效布局人工智能基礎設施。二是大力推動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與制造業深度融合，抓好兩化融合標準體系建設完善與宣貫推廣，完善多層次、系統化工業互聯網平臺體系，加強對中小企業數字化發展的引導支持，示范帶動更多中小企業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立足不同產業特定和差異化需求，推動傳統產業全方位、全鏈條數字化轉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建立市場化服務與公共服務雙輪驅動，構建技術、資本、人才、數據等多要素支撐的數字化轉型服務生態，解決企業“不會轉”“不能轉”“不敢轉”的難題。三是推動數字產業發展壯大。進一步培育壯大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云計算等新興數字產業，繼續推動電子信息制造業、軟件服務業、信息通信業高質量發展，加快鍛造長板、補齊短板，提升產業創新能力。協同培育國家級先進制造業集群、中小企業特色產業集群，打造世界級數字產業集群。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新型舉國體制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提高數字技術基礎研發能力。創新突破關鍵技術，如高端芯片、操作系統、工業軟件、核心算法與框架、智能制造、數字孿生、城市大腦、邊緣計算、腦機融合等。著力提升基礎軟硬件、核心電子元器件、關鍵基礎材料和生產裝備的供給水平，強化關鍵產品自給保障能力。

此外，還應大力發展信息技術應用產業，重點加強對信息技術應用創新產業（信創）的支持力度。信創涉及到的行業包括CPU芯片、服務器、存儲、交換機、路由器等IT基礎設施和數據庫、操作系統、中間件等基礎軟件，以及OA、ERP、辦公軟件、政務應用、流版簽軟件等應用軟件。發展信創，搶占數字經濟產業鏈制造點，從技術發展受制于人向領跑核心技術轉變，是突破數字經濟戰略瓶頸的關鍵。

面對數字化創新人才短缺問題，應加強對專業數字技術人才的培育。專業數字技術的人才是提升信息技術和促進產業數字轉型的根本驅動力，而我國數字人才的需求日益嚴峻，暴露出四方面的問題：一是缺少數字創新人才后備力量。高校是數字人才的儲備場，但目前高校還缺少數字相關的普及和教育。二是缺少數字化從業人員。數字經濟與信息技術從業技術人員不足，造成社會人才缺失。三是缺少培訓講師。了解和熟悉數字化創新并能夠宣講和開展數字技能培訓的人才不足。四是用戶單位缺少維護人員。在用戶單位對數字經濟了解的人才更加稀缺，迫切需要掌握對數字經濟創新知識了解的人員進行基礎的使用和維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