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對“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作出系統部署。

《決定》指出，城鄉融合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須統籌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全面提高城鄉規劃、建設、治理融合水平，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共同繁榮發展。

當前，我國新型城鎮化正處在有質量的高速增長期，未來五年“路線圖”日前公布。7月31日，國務院發布《深入實施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戰略五年行動計劃》（以下簡稱《行動計劃》），突出以人為本，畫出“路線圖”、明確“時間表”，描繪出一幅未來五年我國新型城鎮化的建設藍圖。

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鄭備表示，《行動計劃》充分釋放新型城鎮化蘊藏的巨大內需潛力，持續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提出協調推進潛力地區新型工業化城鎮化，培育形成一批輻射帶動力強的現代化都市圈。

并頭向“新” 發動機加速器聯動

《決定》在健全推進新型城鎮化體制機制方面，強調構建產業升級、人口集聚、城鎮發展良性互動機制。當前，我國經濟總體呈現增長較快、結構優化、質效向好的特征，但也面臨有效需求不足、國內大循環不夠順暢等挑戰。而暢通工農城鄉循環是暢通國內經濟大循環、增強我國經濟韌性和戰略縱深的重要方面，而城鎮化是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有力支撐，是擴大內需和促進產業升級的重要抓手。

《行動計劃》強調，實施潛力地區城鎮化水平提升行動，目的在于推動城鎮化率低且人口規模大的地區加快工業化城鎮化協同發展。商務部原副部長、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魏建國認為，建設新型城鎮化具有綜合效益。從內需角度來講，它是投資、消費相結合的內需大平臺，將成為我國經濟新的增長點。

“我國城鎮化已進入快速發展階段的后期，城鎮化率增速將會有所放緩，但綜合研究國內國際情況看，我國城鎮化率仍有提升空間。”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高國力說。

實際上，我國城鎮化發展已經由大規模增量建設轉為存量提質改造和增量結構調整并重，由外延擴張式發展轉為內涵提升式發展，由注重“有沒有”轉為注重“好不好”。專家認為，城鎮化將為我國轉向以消費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提振需求釋放巨大動能。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曾經說過，21世紀初期對世界影響最大的兩件事，一個是新技術革命，另一個是中國的城市化。

多年來，我國城鎮化進程累積了一些“頑疾”，某些地方政府熱衷于搞“政績工程”，將城鎮化簡單等同于“造城運動”。

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唐子來認為：“在我國城鎮化進程中，由于各種原因，城市發展存在一系列問題，共性問題可以歸納為：注重速度和規模，忽視質量和效益；注重經濟效益，忽視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span>

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標志，也是同一現代化過程的兩個方面。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黃漢權分析說，工業化和城鎮化如果脫節會產生眾多弊端：一是如果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將阻礙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入城鎮就業和定居，抑制內需增長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同時會導致城市配套設施缺乏，出現交通擁擠、環境污染等問題。二是如果工業化滯后于城鎮化，城鎮化進程缺乏產業支撐，會導致拉美國家的“過度城市化”現象，出現城市產業“空心化”和社會治安環境惡化等問題。

工業化是城鎮化的發動機，城鎮化是工業化的加速器。工業化是保障物質產品供給、促進技術進步、推動經濟增長的關鍵力量，城鎮化蘊藏著巨大的內需潛力。

鄭備認為，城鎮化率低且人口規模大的地區大多位于中西部，是農業轉移人口的主要來源地，目前尚處在工業化進程中，大多產業發展還不充分，縣城承載能力較弱。通過統籌推進產業發展和縣城建設，以新型工業化發展帶動城鎮化水平提升還有很大潛力。

“特別是超大特大城市要聚焦核心功能定位，有序疏解非核心功能，周邊中小城市要發揮比較優勢，主動承接功能轉移，與超大特大城市開展‘總部+基地’‘研發+生產’‘生產+服務’等產業協作。”鄭備說。

協同升級 變矛盾體為融合體

工業化與城鎮化既是經濟問題，又是社會問題，更是民生問題。我國現代化同西方發達國家有很大不同，促進工業化與城鎮化協調發展，單靠經濟政策或者社會政策是不夠的，必須構建城鎮化與工業化協調發展的政策系統，這主要包括經濟政策、制度性政策、農村與農業政策、科技與人才政策、資源與環境政策、城鎮發展政策等各個方面。

《決定》指出，堅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健全城市規劃體系，引導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集約緊湊布局。深化城市建設、運營、治理體制改革，加快轉變城市發展方式。

黃漢權分析，我國各地區城鎮化工業化發展不平衡是我國區域發展不協調的重要原因。工業革命以來的經濟社會發展史表明，城鎮化與工業化是共同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基本動力，要堅持城鎮化和工業化“兩手抓”，促進兩者協調發展。

實踐表明，城鎮化與工業化之間的關系是一種相互關聯、互相促進的關系。只有城鎮化與工業化形成良性互動，才能有效保障經濟社會發展穩步前進。

黃漢權認為，正確處理好工業化與城鎮化的關系，實現工業化與城鎮化的協調發展，是科學發展的必然要求。以往產業都是城鎮化的“配角”，城市發展缺乏產業支撐，產業發展與城鎮化建設割裂。新發展階段，提高城鎮化的效率，必須改變傳統高投資、高負債、攤大餅式的城市建設路徑。

“一方面，要更加注重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優化城市內部和城市之間的空間布局，進一步發揮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效應。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提高城市創新能力，促進資源要素自由流動、人員之間交流互動和創新型企業發展，推動產業協同升級。”黃漢權說。

工業化和城鎮化過去是一對矛盾體，現在成為一個融合體。新型城鎮化推動巨大內需潛力轉化為強大經濟活力，若要使城鎮化真正轉變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核心是解決城市新移民的戶籍、福利問題，讓其變成真正有消費能力的主體，這就需要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既要遵循普遍規律、又不能墨守成規，既要借鑒國際先進經驗、又不能照抄照搬。

高國力表示，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充分釋放城鎮化蘊藏的巨大內需潛力，有利于夯實經濟平穩運行的基礎，持續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激發活力 真正實現融合發展

新型城鎮化有利于促進消費和投資實現良性循環，蘊藏著巨大的內需潛力，已經成為我國在人口紅利經歷“拐點”之時的重大選擇。

高國力認為，新型城鎮化不僅能擴大有效益的投資，而且能激發有潛能的消費，是統籌投資和消費的黃金結合點，蘊藏著巨大的內需潛力。從消費看，城鎮化率每增長1個百分點，每年可以新增2000多億元的消費需求。從投資看，城鎮化率每增長1個百分點，每年將拉動投資需求超過1萬億元。同時，城市更新也將創造巨大的投資需求。

事實上，新型城鎮化有力支撐了我國經濟持續增長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在供給側，形成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激發創新活力。在需求側，推動消費不斷擴大和升級，有效拉動城市投資。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財政采取積極的財政措施支持以人為本的城鎮化發展，通過新型工業化來帶動新型城鎮化發展，推動新型城鎮化高質量發展。比如，整合設立制造業領域專項資金，聚焦重點產業鏈，支持相關城市帶動產業鏈上下游協同創新，培育提升產業集群核心競爭力。比如，出臺獎補政策支持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加大創新投入，截至目前已經累計安排獎補資金80億元，支持1922家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

我國新型城鎮化的深入推進，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有力支撐，但城鎮化發展中還存在一些問題。比如，一些中小城市和縣城對產業和人口的承載能力不足，超大特大城市對周邊輻射帶動作用發揮不夠等。新型城鎮化高質量發展，應當堅持集約、高效、生態發展模式，走產城融合發展道路，防止“攤大餅”式擴張，避免出現城鎮“空心化”等問題。要通過綠色、環保、高科技的高新產業發展，真正實現新型工業化和城鎮化融合發展。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王凱說：“我國積極推進‘千兆城市’建設，建設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新型城市基礎設施，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在城市治理中的運用持續加強，城市管理科學化、精細化、智能化水平進一步提高?！?/span>

因地制宜 繪中式“雙新”畫卷

新型工業化與新型城鎮化是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具體體現，是通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更是扎實推進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稕Q定》指出，推動形成超大特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體系，建立都市圈同城化發展體制機制。

推動新型工業化與城鎮化協同發展，要做到時間上同步演進、空間上產城一體、布局上功能分區、產業上三產融合，著力補齊城鎮化建設短板，促進產業集聚、要素集聚、人口集聚，實現以城聚產、產城融合、城鄉統籌，推動創新鏈、產業鏈、金融鏈、人才鏈、技術鏈“五鏈”融合。

高國力表示，對城鎮化率較低且農村人口規模大、有一定產業發展基礎和條件的地區，應因地制宜推進新型工業化城鎮化協同發展，做大做強特色產業集群，有效提高區域綜合承載能力。

新型工業化的“新”，“新”在創新驅動，“新”在結構優化，“新”在融合發展，“新”在環境友好。新型城鎮化的“新”，“新”在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新”在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新”在以綜合承載力為支撐，“新”在以體制創新為保障。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周毅仁認為，新型城鎮化和新型工業化密不可分，走新型城鎮化道路的前提之一就是要實現新型工業化。因此，推進新型城鎮化，一方面，應協調推進新型工業化城鎮化，推動以產興城、以城促產、以業聚人。另一方面，應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強化以工補農、以城帶鄉，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共同繁榮發展、城鄉居民實現共同富裕。

目前，我國處在城鎮化較快發展階段的中后期，農民進城還是大趨勢，但也到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階段。清華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尹稚表示，城市間專業化分工協作既是區域協調發展的要求，也是隨中心城市成本抬升造成市場主體“溢出”的必然結果。

尹稚表示，近年來，產業鏈的中下游、產業集群的邊緣環節在多數超大特大城市周邊已出現明顯的、持續的“溢出”，部分城市甚至出現創新資源的“溢出”。應順應規律、順勢而為，推動中心城市與周邊城市形成“總部+基地”“研發+生產”等產業聯動格局，更好發揮各城市比較優勢，提高產業集群的整體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