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數字化浪潮席卷之下，推動全社會的數字化轉型不僅是經濟復蘇的關鍵，更成為提升國民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日本政府面臨這一緊迫議題，提出了前瞻性的數字社會愿景，旨在構建一個“每位國民都能借助數字技術實現個性化需求、追求多樣化幸福”的社會，展示了通過數字化重塑社會的決心。然而，在日本數字化轉型的進程中，既有值得肯定的成就，也面臨著諸多挑戰和困境。在數字化轉型中遇到的情況為我國提供了對比參考。

一、日本最新數字化轉型的主要舉措

日本的數字化戰略轉型始于2016年，這一年頒布的《促進公私數據利用基本法》標志著政府工作重心的轉變，開始注重數據應用和數字政府的建設。隨后，在2021年和2023年，日本相繼實施了“數字改革關聯法”和“打造數字社會重點計劃”，這些舉措進一步推動了公共治理現代化的進程。

（一）數字改革“六法”聯動

為加快數字化建設，日本政府于2021年5月推出了“數字改革關聯法”，由六部法律組成，旨在通過法律框架推進數字社會建設，增強國際競爭力。這六部法律共同構建了數字社會的法律框架，涵蓋了從基礎建設到行政管理、信息保護及賬戶運營等多個方面，形成了一個系統而全面的法律體系，以保障數字社會的有序發展和安全運營。其中，《數字社會建設基本法》作為核心法律，目標是靈活利用數據建成數字社會，不斷完善網絡基礎設施，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實現信息的自由獲取、共享和傳輸，并利用先進技術和電子記錄推動各領域的創新和發展，提高國民生活幸福度。《數字廳設置法》則規定了數字廳的組織架構、任務分工和運作方式。作為專門的行政機構，數字廳負責協調各方資源，推動數字社會建設的落實，確保政策的統一和執行的有效性。《相關法律整理法》是一部“捆綁法”，整合和修訂了《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法律，形成了新的個人信息保護框架，將醫療、社保等多個國家服務與個人編號綁定。

此外，為推動地方政府的信息化建設，《地方信息系統標準化法》率先提出了信息系統標準化的要求，確保各地在數字化建設中能夠統一標準和規范，提高數據共享和系統互聯互通的能力，從而提升數字社會的整體效率。而后兩部《賬戶注冊法》和《賬戶管理法》則分別針對數字平臺上的賬戶注冊和管理問題設立了規范。總體而言，這六部法律從制度設計、行政管理到技術支持，形成了一個全方位的法律框架，為推動數字社會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創設數字廳，發揮“指揮塔”職能

日本數字廳于2021年9月1日依據《數字社會形成基本法》和《數字廳設置法》正式成立，成為推動日本數字化政策的核心機構。該機構直接由內閣總理大臣管轄，并設有數字大臣、專職副大臣和大臣政務官協助管理。作為數字政策的“指揮塔”，其職能涵蓋制定和執行“實現數字社會的重點計劃”，協調中央與地方政府的信息系統，推廣數字身份卡，制定數據使用標準，并推動國際上基于可信數據自由流動（DFFT）理念的合作。

數字廳內部不設傳統的秘書處或司局，而是根據需要成立了戰略組織組、國民服務組等4個工作組，并組建包括技術、架構和云服務在內的多專業團隊，匯聚公共和私營部門的人才，集中資源推進社會的數字化。為確保政策的有效實施，數字廳設立了“數字社會推進會議”和“數字社會構想會議”兩大決策機制。其中，“數字社會推進會議”由內閣總理大臣擔任議長，負責協調各行政機構落實政策；“數字社會構想會議”則作為咨詢平臺，由社會各界代表組成，聽取多方意見，以確保數字化政策兼顧社會需求。數字廳的設立體現了日本政府將數字化轉型提升至國家發展全局的戰略高度，通過集中預算和權力，具備協調各部門和整合資源的能力，確保數字化政策的高效推進。

（三）日本積極參與全球數字治理，發展數字貿易

基于數據自由流動與信任（DFFT）理念，日本致力于在隱私和安全的保障下，推動可信任國家間的數據自由流動，積極參與全球數字治理和數字貿易發展。自2019年提出該理念以來，通過G7數字部長會議等平臺積極推廣，希望通過國際合作，在數字技術和數據分配方面引領全球發展，并推動國際標準化共識的達成。2021年6月，為了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增強國際競爭力和提升數字治理能力，日本政府出臺了《綜合數據戰略》，致力于從數據生態架構、數據信任體系以及數據跨境規則等關鍵領域，推進日本富有特色的數字化制度創新。該戰略的基本理念是在確保信任和公益性的前提下，構建能夠安心有效地使用數據的系統，使得日本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數據能夠相互流動和利用。

此外，日本積極參與WTO框架下的多邊談判，與80余個成員共同推動電子商務規則制定，并通過主導《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在無紙化貿易、在線消費者保護等方面減少數字貿易壁壘，爭取規則制定話語權。日本還與美國簽署了《日美數字貿易協定》（USJDTA），促進跨境數據流動，取消數據本地化限制，并推動無障礙的電子交易。同時，與歐盟簽署的《日歐數字伙伴協定》（DPA）則強調包容性、穩定性強且以人為本的數字化轉型，共同構建良好的數字生態環境。

二、日本推進數字化社會轉型的主要挑戰

在推進數字化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日本雖然取得了一定進展，但依然面臨多方面的挑戰。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一）學校教育數字化發展差異較大

在數字化教育領域，日本面臨地區發展不平衡、教員培訓不足等挑戰。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發布的2023年度教育信息化調查結果，盡管整體ICT（信息和通信技術）環境有所改善，但仍然存在多項挑戰。首先，地區間的差異十分顯著。例如，東京和富山等地的互聯網及校務系統普及率達到了100%，而巖手和青森的普及率僅為50.6%和54.8%，這種差異可能對教育的公平性和質量產生影響。其次，教育信息安全政策的制定情況在不同地區差異較大，平均普及率為74.2%，而高知縣僅為27.1%，這反映出部分地區數字安全意識有所欠缺，政策執行層面也存在不足。此外，教員參與培訓的比例有所下降，平均為72.1%。這同樣表明在一些地區，教員們未能獲得足夠的培訓機會。

（二）老年人數字素養推廣亟須加強

在日本，面對日益嚴峻的老齡化問題，老年人的數字素養迫切需要提升。由于老年人口比例的不斷上升，他們在適應數字化生活方面遭遇了重重挑戰。隨著數字化進程的加速，老年人被邊緣化的風險也在不斷增加。盡管政府已經啟動了“數字活用支援推進項目”，旨在通過“智能手機課堂”幫助老年人掌握必要的數字技能，但該項目在實施過程中遇到了一些問題。由于數字技能培訓主要在手機銷售店等有限的場所進行，這使得那些不主動尋求幫助或對數字設備感到畏懼的老年人難以受益。而且，僅僅依賴短期的年度項目，無法滿足老年人對數字技能持續學習的需求。此外，盡管總務省計劃在未來五年內制定相應的發展戰略，但如何實現持續有效的推廣仍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難題。

（三）勞動者適應數字化轉型仍面臨困境

在勞動者再學習和技能提升方面，日本面臨著顯著的數字化挑戰。首先，由于就業流動性低和長期雇傭制度的影響，員工往往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多年。這種穩定的工作關系雖然帶來了一定的安全感，但也使得員工在短期內難以通過學習新技能來獲得薪資提升或職業發展的機會，從而降低了他們主動學習數字技能的動機，阻礙了數字化素養的普及。其次，盡管日本企業的培訓體系較為完善，但在提升數字技能方面的覆蓋范圍有限。當前，企業的在職培訓和脫崗培訓資源主要集中在年輕的正式員工，而非正式勞動者和年長員工獲得這些機會的可能性較小。例如，調查數據顯示，年輕的非正式勞動者中超過七成沒有脫崗培訓的機會，而45歲以上的正式員工中，也有超過一半未能獲得在職培訓。這表明，企業在推動員工數字化素養提升方面存在結構性問題，特別是對非正式勞動者和年長員工的支持不足，使得日本在整體數字化轉型中面臨更大的挑戰。

三、對比與分析

近年來，我國在推進數字化社會轉型方面取得了引人矚目的進展。無論是智慧城市的構建、政務服務的數字化革新，還是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領域的應用與推廣，都彰顯了卓越的創新力和執行力。面向未來，我國應在鞏固現有成果的基礎上，對比日本做法，進一步推進數字化轉型。

（一）加強法制保障，完善數字化轉型法律框架

數字化轉型的持續推進需要堅實的法律基礎。為此，我國需要進一步通過立法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確保數字化進程中的各項活動有法可依、有據可循。一方面，我國可參考日本的《官民數據靈活利用推進基本法》《IT基本法》和《數字社會形成基本法》，制定類似的數字化基礎法，為數字化轉型提供指導性和規范性文件。另一方面，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數據隱私和安全是重要的議題。我國可以在現有《網絡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法規的基礎上，盡快進一步細化和完善數據共享、數據流通、數據安全等方面的規定，確保數據使用既能支持公共利益，也能保護個人隱私。再者，需要統一地方政府和各行業的數字化建設標準，推動數據在全國范圍內的無縫流通。

（二）優化數字化改革機制，強化跨部門協作

為了推動數字化轉型的順利進行，需要優化數字化改革機制，并強化跨部門協作。在推動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我國新設立的國家數據局作為國家發改委下設機構在數據資源整合與數字經濟規劃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考慮到數字化轉型的復雜性和廣泛性，有必要增強國家數據局統籌數字化政策制定和跨部門協作的能力。首先，應制定明確的法律法規，賦予國家數據局全面整合各部門數字化政策的能力，確保政策協調一致。其次，建立跨部門協作平臺，包括定期的聯席會議機制和信息共享平臺，促進各部門之間的信息交流與合作。此外，可建立動態監測系統和反饋機制，以評估政策實施效果，及時進行調整，實現更高質量的數字化發展。

（三）借鑒日本教訓，實施數字普惠提升策略

鑒于日本在數字化公共治理中的挑戰，我國可以從加快教育數字化、提升老年人數字素養、增強勞動者適應力三方面推進數字化普惠進程。首先，學校教育的數字化轉型需加速，通過全國統一的教育數字平臺整合優質教學資源，提供智能教學工具，以提升教學效果。此外，定期為教師提供數字素養培訓，幫助其掌握信息化教學手段，尤其在農村和偏遠地區加強設備和網絡支持，促進教育公平，縮小城鄉“數字鴻溝”。其次，老年人數字素養推廣亟待加強。為滿足老年人需求，開發老年友好型數字平臺，簡化操作流程，增強語音識別和圖像識別功能；同時在社區層面開展數字化技能培訓，幫助老年人熟悉智能手機、網上支付等應用，提升數字生活便利性，并在公共場所增設線下輔助服務，使老年人在享受數字化服務的同時不被“邊緣化”。最后，為應對勞動者在數字化轉型中的適應難題，加大職業技能的數字化再培訓力度，幫助勞動者掌握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新興技術，增強其在數字經濟中的競爭力。

（閆坤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全球戰略智庫特約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黨委書記、研究員，郭佩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全球戰略智庫特約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