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質生產力”正在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個高頻詞。新質生產力的國家間競爭表面上是新技術和新產業的競爭，本質上則是國家間的制度競爭，誰能率先提供與新科技浪潮和產業變革匹配的市場機制、金融制度、產業政策等，誰就能夠在國家間的新質生產力競爭中勝出。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那么，新質生產力有哪些核心命題？

新質生產力是在經濟增長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因此，剖析新質生產力問題的經濟學本質要回到基本的經濟增長理論。如果將新質生產力的形成和發展理解為經濟增長的動力和過程，就可以基于經濟增長理論構建一個有關新質生產力的經濟學分析框架。根據經典的經濟增長理論，經濟增長包括資本投入、勞動投入、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等四個要素。相應地，具有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特征的新質生產力，也可以從新資本、新勞動、新技術和新制度四類要素加以理解。其中，新資本和新勞動向新技術和新產業的配置，是新技術和新產業發展的必要條件。新資本和新勞動向數字經濟、生物技術、新能源等生產效率更高的新技術和新產業領域流動，可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新技術和新制度實現了資本和勞動新的組合和利用，推動了技術前沿的拓展和動態效率的提升，促進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從而推動了經濟增長。也就是說，從抽象物化要素的角度看，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經濟學本質，是一個相對于傳統生產函數更加有效的生產函數。在這個函數中，制度創新在驅動技術創新的同時，也驅動資本和勞動等要素進入到生產效率更高的技術和產業領域，從而提高生產效率和經濟發展水平。

如果將新質生產力的四類要素映射到具體的經濟活動主體上，則新質生產力體系由相應的投資者、勞動者、技術創新者和制度供給者四類主體構成。需要強調的是，政府、企業、公民等社會主體常常同時承擔投資者、勞動者、技術創新者和制度供給者中的多重角色。其中，新質生產力體系中的投資者主要是金融機構和企業家，企業家既是金融機構投資的對象，也是投資者；勞動者包括從簡單勞動到復雜勞動的所有受雇者；技術創新者主要是主動組織商業和研發活動的企業家和研發組織管理者，一名科研人員是屬于從事復雜勞動的勞動者還是技術創新者，取決于其是具有企業家屬性的研發組織者，如戰略科學家，還是被組織從事科研活動的科研工作者，如果科研工作者具有類似于企業家承擔風險并組織研發活動的功能，就屬于技術創新者，而不是勞動者；作為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政府是新質生產力基本制度的主要供給者。

從經濟主體的角度看，新質生產力的經濟學本質是一個有效的經濟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具有強烈發展導向的政府通過推進制度性改革，充分激發企業家和科研組織者的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活力，并以更低的交易成本促進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將財務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到具有良好市場前景的新技術、新產業和新模式中，各類主體緊密互動并相互賦能，不斷深化市場分工、擴大市場容量，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

在理論層面將新質生產力抽象為生產函數和經濟體系的基礎上，進一步剖析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條件和規律問題，實際上就是要理解構成新質生產力的生產要素或經濟主體之間的關系。新質生產力的四個構件之間的關系看似復雜，但其中有三個核心命題：

一是新技術牽引新資本和新勞動的形成和配置，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機制。一方面，突破性技術的大規模出現和應用打開了新的投資機會窗口，促進新的資本快速形成，同時，新技術結構與新資本結構對勞動提出了新的要求，促進了勞動結構和技能結構的轉變，從而促進了新的就業。雖然沒有資本的形成，就不可能有技術的進步，但不是所有的投資都能形成新的技術，低效率的、僅僅是產能重復的投資不僅不能生成技術，而且可能因惡性競爭和產能過剩而損害創新者的積極性。正因此，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擴大有效益的投資”。這意味著，當短期增長目標與長期創新目標發生沖突時，經濟管理部門和地方政府作出決策的主要考慮應當是鼓勵創新，而不是激勵非創新性的投資，這就要求領導干部要從傳統的投資和短期增長導向轉為創新導向。

另一方面，金融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改革要有利于資本和勞動向新技術、新產業流動，特別是金融資本要能夠以更低的成本配置到效率更高的民營企業和代表新質生產力方向的高技術創業企業中，沒有被充分利用的高質量勞動力，可以通過創業等方式流動到效率更高的產業和企業。總之，將創新置于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位置，就是通過不斷發展新技術，增加新的投資機會和就業機會；通過提高資本和勞動的配置效率，促進這些要素向新質生產力匯聚。

二是新制度牽引新技術的涌現和商業化，是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源頭動力。新質生產力所要求的技術創新是大規模涌現的突破性創新，如果既有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無法滿足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要求，就需要推動形成新的制度供給。制度結構不僅影響技術創新的方向和強度，而且決定資本和勞動等生產要素能否被有效配置到新的技術和產業領域，有效的制度供給至關重要。不同于傳統生產力，新質生產力所依托的新技術、新產業處于技術探索和產業萌發階段，此時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化都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政府和企業家都難以精準洞察未來的主導技術路線和主導商業模式，即呈現所謂的“大規模試錯”產業發展特征。這時，基于市場競爭的大量企業的技術和商業探索，對于最優技術路線和主導商業模式的形成至關重要。

縱觀人類工業發展的歷史，后發國家無不是因為提供了更加有力的產權保護、更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而實現了新技術和新產業的趕超。為此，應對科技成果、數據要素、商業模式等構成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提供更加有效的保護和利用，促進要素的有效組合和市場試錯。充分激發政府、企業、科研院所等各類主體的活力，包括通過加快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激發更多領導干部敢于擔當作為；通過加強知識產權與公平競爭法治保障，促使更多企業家成為創新型企業家；通過科技體制改革，支持更多科研人員開展原始性創新。

三是全要素生產率是評價新質生產力發展績效的重要維度，因而要以效率為中心組織和激勵經濟活動。既然制度創新、技術創新、資本和勞動的配置質量，最終要看是否提升了全要素生產率，既然新質生產力的根本特征是能夠大幅提升全社會的生產效率，那么整個社會在經濟領域的激勵結構和評價體系就不能偏離生產效率提升這一核心維度。那些推動了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的企業家，能夠獲得應得的市場利潤和法律保護；那些推動了有效制度和政策供給的領導干部、作出了重大科學發現的科學家、取得了突破性創新成果的科研工作者，能夠獲得合理的經濟回報和社會尊重。只有將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理念貫穿于個人、組織、社會激勵的各個層面，才能形成全社會追求創新、敢于創新的氛圍，使我國經濟成為新質生產力生根發芽成長的沃土。

在新質生產力分析框架和關鍵命題中，邏輯起點是制度供給，落腳點是以全要素生產率為核心的經濟效率，中間路徑和實現機制是技術驅動下的資本、勞動等生產要素的高效組合和利用。因而，新質生產力的國家間競爭表面上是新技術和新產業的競爭，本質上則是制度競爭。

一是完善有效促進創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人類工業發展的歷史證明，任何一個能夠引領全球科技浪潮和工業革命的國家，一定是創造了新的、相對于其他工業化國家能夠有效激勵創新、保護創新的制度體系，而這正是該國核心競爭力的載體。例如，德國開創了企業研發中心組織模式，這種模式不僅促使研發更具組織性，而且企業可以更好地創造和保護其專有技術資產，因而德國在化學、機械等產業領域實現了對英國的趕超；美國創造了相對于先行工業化國家更加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對股東權益保護更加有力的公司法、更加嚴厲的反壟斷措施，因而提高了新技術和新商業模式涌現的速度；日本的終身雇傭制可以更好地激勵產業工人進行專用性技能投資，因而日本企業在工藝管理和產品質量方面處于領先地位。我國要想成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新技術、新產業的引領者，需要在借鑒各國經驗的基礎上，完善能夠有效保護和激勵知識、數據、資本等生產要素的制度框架，形成知識產權保護更加有力、競爭更加公平、要素充分流動的市場環境。

二是在恰當的邊界范圍充分發揮我國制度優勢。在技術復雜且相對成熟、具有全行業技術標準或技術路線的適合政府全局協調的特定領域，更加聚焦且有效地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通過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形成創新體系合力，將地方政府激勵切實轉換到追求創新和支持創新的發展軌道上來，使我國的制度優勢能夠與更有效的市場機制共同構成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強大動力。

三是協調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的倫理挑戰、收入分配挑戰與技術進步之間的關系。數字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技術等領域的突破性創新和大規模產業化，為世界經濟增長開辟了新空間，但這些技術也可能在社會和文化方面對人類構成前所未有的挑戰。例如，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可能造成部分群體失業和收入分配極化，并在倫理層面挑戰人類在經濟社會中的主體地位；腦科學的發展可能損害人類的自由意志；核技術的發展可能破壞人類社會的安全底線等。一些西方國家在解決單純效率問題方面具有其獨特性，但在統籌公平、倫理與效率方面存在協調成本高、利益團體收買等固有的制度缺陷。為此，我國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統籌兼顧效率與公平，正確處理好效率、公平、倫理三者之間的關系，開創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續的新質生產力發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