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通過應用數字技術實現數字化轉型，能夠深度釋放數據要素和數字技術的賦能效應。更為重要的是，在需求變動日益劇烈的背景下，它使得企業能夠以較低成本迅速調整自己的生產計劃，抓住轉瞬即逝的市場機會，從而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搶占先機。

隨著數字時代的來臨，出現了需求的“瞬時網絡效應”，這也是加劇需求波動的重要因素。在數字經濟時代，信息傳遞速度快、范圍廣，借助社交網絡的傳播，部分用戶的消費行為能夠瞬間影響成千上萬的其他用戶，導致需求極短時間內爆發式增長；由于網絡熱點變動頻繁，這種暴漲的需求往往會因為下一個熱點的出現而迅速消退，導致需求極短時間內又斷崖式下降。這種網絡助推的跟風消費，使許多傳統上沒有網絡效應的產品也具有了網絡效應。當然，這種網絡效應非常短暫，僅在下一個熱點出現前存在，所以筆者把這種效應稱為“瞬時網絡效應”。“瞬時網絡效應”的存在大大加劇了企業面臨的需求不確定性。這是數字時代市場需求的新特點，需要引起業界和學界的高度關注。

在需求不確定性加劇的背景下，能否用較低的成本來應對需求變動，抓住轉瞬即逝的市場機會，就成為提高企業競爭力的關鍵。而數字化轉型可以在如下幾個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幫助企業實現“轉危為機”。

第一，數字化轉型能夠幫助企業實現柔性生產，提升企業應對需求變動的能力。柔性生產，指的是一種市場導向型的按需生產的生產組織方式，這種方式允許企業根據客戶需求及市場變化及時變更生產計劃、調整生產布局、提高生產靈活性。數字化轉型在提高企業生產柔性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企業通過運用“云物大智鏈”（云計算、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區塊鏈）等數字技術，可以實現生產設備、傳感器和其他關鍵元件實時互聯，實現數據的實時采集和分析。通過對大量數據的收集分析，企業可以更精準地了解生產狀況，快速識別潛在問題，及時根據需求變動調整生產計劃。此外，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企業往往也會進行配套的組織變革，優化治理結構、提高決策效率，幫助企業更快速地調整產品設計、生產規模和交付周期，以滿足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

第二，數字化轉型能夠提升企業對需求變動的感知與預判能力，讓企業下好“先手棋”。借助數字媒體、平臺企業、APP等渠道，企業可以及時收集宏觀環境、產業經濟、客戶行為等多方面數據，結合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等數字技術，更加準確地預測需求變動趨勢，實現對需求變動的提前感知和快速響應。在這方面，平臺企業因具有得天獨厚的數據和技術優勢走在了前列。比如，京東公司很早就提供了“211限時達”服務，即用戶在晚上11點前下訂單，就能在第二天下午3點前收到貨；在中午11點前下訂單，就能在當天收到貨。這樣的快速配送服務成為京東公司的核心競爭力之一。京東公司之所以能夠及時滿足消費者的需求，與它充分利用數字技術實現對需求的精準預測和提前備貨是分不開的。

第三，數字化轉型能夠提高企業對需求反應的精準度，進而提升企業效益。企業通過引入數字技術，能夠以在線方式、較低成本收集有關消費者瀏覽情況、購買歷史、社交媒體互動等海量數據。基于數據分析技術，企業能夠較為全面地了解消費者的偏好、購買習慣，進行更為細致的消費者畫像。這一方面使得企業有能力為消費者提供更加符合其偏好的商品，更好地滿足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提升消費者滿意度與獲得感；另一方面，在為消費者提供個性化產品的同時，企業也可以根據消費者特征進行個性化定價，實現利潤的提升。

當前，企業數字化轉型正在實踐中不斷深化，應對需求變動的建議還需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深化。

一是打通內部轉型“堵點”，實現全流程全環節的數字化轉型。數字化轉型的關鍵在于利用數字技術全面改造企業的業務流程、治理結構，充分發揮數據要素作用，提升企業生產效率和盈利能力。這就要求企業要實現生產經營全流程全環節的數字化轉型。用數字技術重塑研發、生產、銷售、管理、服務等各個業務流程，打通各業務環節的數據孤島。通過使用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實現對數據價值的深度挖掘，實現對需求變動的精準預判；通過數字技術，幫助企業實現柔性生產，實現快速排單、生產。與此同時，企業要建立支撐數字化轉型的治理結構。相對于數字技術應用而言，企業內部治理結構的變革容易被忽視。其實，良好的治理結構是企業效率的重要保證。無論是打通數據孤島，還是實現“小單快反”的定制化生產，都需要企業進行相應的治理體系變革，以保證數據真正能夠流動起來，企業組織能夠更加柔性。否則，數字技術對企業的賦能效果會受到制約，企業也難以高效地應對需求的變動。

二是引導企業內外聯動，推動產業鏈數字化轉型。企業作為產業鏈的一環，它的生產受到上下游企業的影響。因此，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的賦能效果不僅與其自身轉型程度有關，還會受到上下游企業轉型程度的影響。比如，當企業通過數字化轉型滿足迅速增加的市場需求時，也會迅速增加對中間投入品的需求；但如果上游的中間品生產企業沒有進行相應的數字化轉型，則本企業對中間投入品的需求很可能無法得到滿足，進而無法滿足下游企業對最終消費品的需求。從這個意義上講，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對上下游企業具有潛在的正外部性，就社會最優的角度而言，企業數字化轉型很可能存在激勵不足的問題。此時，政府可以充分發揮協調人、組織者的作用，通過搭建企業間協調機制、推動上下游企業互聯互通，補齊產業鏈數字化轉型的短板，最大限度地提升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賦能效果。

三是通過數字化轉型提升供給質量。數字化轉型只是企業應對需求沖擊的手段，產品本身的質量、口碑才是“王道”。企業究竟能不能在劇烈波動的市場中生存與發展，最終要靠產品說話，根本解決之道是提高供給質量、供給效率。因此，數字化轉型的關鍵在于將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數字技術應用于提升產品的供給質量上，使企業產品更加符合市場需求，更能滿足消費者的偏好。政府可以引導企業在數字化轉型中建立產業鏈的合作關系，實現企業間信息、資源共享，共同提升產業的整體供給質量，使數字化轉型的紅利惠及全體消費者。